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日前沉痛获悉，曾经多年担任我部美国旧金山特约记者的王山，即流亡美国的中文媒体资深从业者程凯先生，因病于 2025年1月26日下午5时7分逝世，享年七十八岁。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要重。 ——索尔仁尼琴 程凯先生在新旧大陆的两种媒体中摸爬滚打，总共半个多世纪，前半段在故国，从见习记者做起，经《羊城晚报》、《人民日报》一直做到《海南日报》老总；后半段，因八九六四后当局整肃，被迫逃离中国，在《自由亚洲电台》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任特约记者，以自己深厚的新闻素养和对中国事务的敏锐洞见，持续向中国和世界输送被屏蔽的信息。他是继刘宾雁、马云龙之后又一位为中国新闻自由开路的猛将，他是美国左翼“觉醒运动”浊浪中坚守常识的勇士。 职业道德：服膺事实 程凯在中共媒体二十五年的工作经历中，最有价值的是报导并见证上个世纪1980年代被人们称作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十年。如果说程凯报导改革开放是顺势撑帆，秉笔写实，那么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他则是顶风逆流，在绝对的禁区中传递真相。 那时，他已是独当一面的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总编辑。早在学运初期的四月间，他就把定性学运为“动乱”的“四•二六社论”从头版头条，一举撤到了第四版。报纸的排版方式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占据显著位置的头版头条，加上通栏套色的醒目标题，表示文章乃是最高级别，反之则作反向解读。“四•二六社论”的标题斩钉截铁：“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文章由新华社发来，是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的通稿，传达的是邓小平的指示，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三十个省市自治区的各类报纸，只有《海南日报》一家竟敢把社论做淡化处理。程凯当时就明白，他“把天桶了一个窟窿”。 次日，程凯奉命列席省常委会议，参加学习那篇社论。在会议室门口，已经看见被他撤到第四版的那篇社论，赫然出现在每一位常委手中。所有常委都盯著他，眼神怪异。更诡异的是，会议上，常委们轮番表态，拥护社论，却没有人质疑该社论如此重要，却为何被放到了第四版。会后本该接受发落，但省委书记许士杰居然没找他谈话。他在门口碰到省长梁湘，梁湘看著他欲言又止，终于啥也没说。——被程凯一捅到天的窟窿里，那把杀生之剑依然悬空而垂。程凯清醒地意识到，地下引力和上苍天意正在较劲，那把剑随时可能劈头而下。 程凯并非傻大胆，学习社论那天在省常委会议室，他如芒在背，从门口到自己座位之间五六米的距离，他感觉自己走了五六十公里。情感不服从意志，他真的忌惮后果。但是他自忖，“中国改革派大势已去，天安门学生运动将陷入腥风血雨中 ”,“我别无选择，我只能坚守自己的良知，……我不能跟著这个党走向邪恶。”站在那把悬空之剑下面，他的决定不是明哲保身，是最后一搏： 我目前手中掌握的《海南日报》，我决心让自己获得一点新闻自由，尽管自由是短暂而有限的。并且将会付出惨重代价，但却是中国的媒体人自1949年以来从未享有过，足以让自己的新闻工作生涯，让《海南日报》的历史，在1980年代黄金十年死亡前夕，写下最后的辉煌一页。 论语有言，“岁寒，然后之松柏之后凋也”。用中共海南省委的说法是，程凯从此“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在六四屠杀之前，5月19日，北京党政军干部召开了统一思想的大会，“程凯同志仍然通过版面编排，运用版面语言，坚持表达自己的思想情绪，制造了错误的舆论导向”。 ——这是八九六四后当局对程凯的调查报告，程凯严重地犯规了： 5月20日，他力排非议，排发了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的两帧照片； 22日，他以匈牙利面临潜在动荡的信息和“应该不准任何力量利用军队来解决内政问题”的副标题做花边新闻，暗指北京实行军队戒严违背民意； 23日，版面突出人大委员长万里保护青年爱国热情的说法，突出《人民万岁》的新闻特写，却把海南省关于拥护中央制止动乱的表态稿，放在上述两稿的左下角； 是日起，他还主持发布实时编辑部撰写的述评文章，论述《当今世界三大趋势》，首篇标题就是《专制衰败，民主勃兴》，阐述从拉美到东欧的民主趋势，分别介绍波兰团结工会推动改革、匈牙利尝试“多党制”、苏联倡导社会主义舆论多元化和民主选举。等于首次把中国天安门民主运动放在全球民主化的大趋势中，在新闻封锁的大墙里，这是先见之明，金石之声。而程凯的厚积薄发到此还没终止。 24日，他主持排发了有争议的两幅照片，一副是海大师生高举《赵紫阳，您好！》标语游行，另一幅是《……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不够力，还用了较大黑体字做标题，在报眼配发泰国总理邀赵紫阳访泰的消息。 6月4日，八九学运被镇压，新华社发出解放军强行开进天安门广场清场的电讯，却掩盖了屠杀行径，编辑们知道北京流血了，把当天海口发生的一场导致死亡的、可报可不报的车祸消息排上了版面，与军队清场的消息相对，标题只有了一个字：“血”。 6月8日新华社电讯：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记者会上谎称清场只死了二十三人，《海南日报》不得不登，但是编辑从废稿堆中找见另一则两天前废弃的电讯，巧妙编排，同时见报，这篇废纸堆中的稿件标题是《国家统计局长指出：对谎报数字者要绳之以法》。 一家党报报纸办成这样，中央监察部后来对《海南日报》的评价是“即使高自联来办也不过如此。” 自由带著镣铐铿锵起舞，真相在谎言丛林中披荆斩棘。中国新闻环境中的老百姓，读报水平是博导级别的。5月19号开始，《海南日报》发行量直线走高，海口市各报亭清晨排起了抢购长龙，报社接到无数索报电话，报纸进入黑市，在高价基础上持续上涨五倍。程凯几次下令增加印数，两万、三万、五万，依然不能满足读者需求量。 1989年的中国报纸有过三天“开禁”。起因是5月17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书面谈话，肯定学生爱国热情，表明当局不会秋后算账。一时间，全国报纸沸腾，全面报导各大城市各界民众上街声援北京的情况，各家报纸还头版刊登广场学生绝食抗议、医疗机构救助、市民送药送水、各地声援的消息。炸锅开禁！这一现象持续72小时后，在勒令中戛然而止，史称中国新闻史上“最自由的三天”。《海南日报》的越雷池行动，早于这三天，始自淡化处理“四•二六社论”，持续时间将近四十天，一直坚持到运动被镇压的六月四日，以“血”字警示民众北京流血；再坚持到六月八日，以“对谎报数字者要绳之以法”的另类文章揭露官方关于没有屠杀的谎言。壮哉程凯，其非凡作为，使《海南日报》在1000多种当时各地官办报纸中脱颖而出，创立了中国新闻界四九年以来抵抗言论禁忌的里程碑。 程凯追寻真相不限于中国。移师美国后，地域的改变打开了他的眼界。本世纪以来，热烈拥抱民主价值的绝大多数中国自由派知识人，依然以冷战格局看待本世纪以来一系列欧美重大事件，并把这些事件塞进旧有的政治框架加以解读，而这时的程凯已经完成了对世界新格局的认知革命： 自柏林墙倒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解体，世界便重新分化组合，已不存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阵营，也不再有东方、西方之分。 这是程凯对本世纪以来世界秩序的概括，这是他2022年7月发表的言论。 ——自流亡自由世界后，作为一名特约记者和专栏撰稿人，程凯从中国本位向世界本位转换、从区域性向全球性转换，这种视野的扩展和立足点的提升，最终有利于对中国现象的认知和洞察。这当然经历了一个过程。关键在于，这种转变显然不是“政治正确”教条的逻辑推演，而是基于他的现实感和观察力。 程凯以事实为基础，揭示出正在形成的政治光谱： 世界正逐渐形成以美国民主党、欧洲激进政党组成的与中共绥靖及勾兑的左派阵营，和以美国共和党与普京领导的俄罗斯统一党及各国保守主义政党组成的坚持人类传统价值观的右派阵营。 石破天惊天。他继续指出，新的秩序并未按照地理位置结盟，而是按照价值观结盟。他指出： ……普京对共产主义毫不妥协，继承和完成了从赫鲁晓夫开始，到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几代苏共党人埋葬苏共的事业，最后扑灭了苏联解体后试图死灰复燃的俄罗斯共产党；普京将东正教立为俄罗斯国教；他复兴了苏联解体后一度休克的俄国经济，使俄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完善和增强了俄国公民享有的免费医疗、教育、养老、低廉宽敞的住房和水电、最低工资保障等全民福利制度；普京是唯一公开谴责美国左派祸国害人的大国领袖；普京下令，向孩子传播、教唆“变性”将被罚款或判刑，外国人将被驱逐出境；普京为俄罗斯国家与民族的生存阻止北约东进、为拯救乌克兰境内濒于种族灭绝的俄罗斯族同胞，不惜独自与40多个国家对峙，他不愧为真男儿。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要求实现民主转型，加入世界民主阵营，遭美国和欧洲左派拒绝；特朗普执政试图改善美俄关系以应对中国而遭民主党捏造“通俄门”事件陷害阻挠，拜登执政则迫使俄罗斯与中国结盟。曾诞生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索尔仁尼琴、柴可夫斯基、门捷列夫的属东斯拉夫种族的俄罗斯人，被盎格鲁-撒克逊、高卢、日耳曼人视为“肚子里装著一个鞑靼”的劣等民族，在二战期间其国家有与德国纳粹结盟不光彩历史的挪威、瑞典、芬兰人，如今也自视高俄罗斯人一等。北约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和华沙条约解体后本应解散，特朗普执政后曾要求北约改革不然就解散，其保留至今，就是左派阵营为了对俄罗斯保持军事威慑并养活一大群靠北约军费生活的军事将领及军火商。《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在《这场乌克兰危机中，美国和北约并不无辜》一文写道：“在我看来，有两根给这场火添柴的巨大木头。第一根是美国考虑欠周的决定，即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做出的扩大北约的决定。”目前，美国拜登政府与北约、欧盟等利用乌克兰对普京的战争，与美国民主党国会对特朗普听证会式的审判，都是左派阵营对右派领袖必欲置之于死地的围剿。 放眼最近的未来，他写道：“普京和特朗普在围剿中或许失败或许死亡，也是悲壮的失败，永生的死亡。” 关于乌克兰，程凯的见解是： ……二战期间，乌克兰民族武装配合德国入侵苏联与苏军作战，乌克兰30多年前独立后，捣毁了境内所有二战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墙、纪念碑、纪念雕像。很多人以为乌克兰是在2014年以后才有新纳粹，实际上乌克兰自尤先科出任总统以来，除去短暂的亚努科维奇时期，官方一直给二战德国纳粹合作者班德拉翻案。2010年，尤先科签署命令授予班德拉“乌克兰英雄”称号，这是乌克兰政府在国家层面肯定纳粹。2014年广场革命以后，乌克兰当局对班德拉的吹捧美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2016年，乌当局重塑其武装部队，要军人认班德拉为宗师。独立后的乌克兰，把当年苏联在乌克兰制造的大批先进武器，包括瓦良格号航母、苏凯35歼击机，低价卖给中国，把制造这些武器的数千张图纸无偿赠予中国，使得中国的军备与军事技术一下子提高了20年。独立后的乌克兰，历任总统都是把国家资产据为己有的巨贪，美国总统拜登之子亨特和拜登本人搅进乌克兰权贵贪腐的浑水中；拜登不顾美国民生艰困花巨额纳税人的钱支持乌克兰，令人怀疑他有不让亨特和自己与乌克兰权贵的猫腻落入普京之手的目的。近些年乌克兰要求加入北约，蓄意引北约东进，逼近俄罗斯家门口，普京不得不出手。…… “知道得越少，相信得越多”，这句名言是针对主流媒体的灌输而言的。我在美国做职业记者近四分之一世纪，对各类信息有职业性的嗅觉，对舆论环境的质量有近乎本能的体察，对重大问题和公共定见，哪怕主流汹涌的结论，也不敢从众而宁肯独立调查、深入追究，再谨慎确认。关于程凯所议上述话题，我可以补充更多资讯和事实，大都政治不正确。我不完全赞同他此议中的全部结论，我也不会在这篇纪念文章中对程凯这些见解做是非判断，我想指出的是，程凯的论述方式显而易见基于他所看到的相关信息。若要推倒这个结论，需要证伪他指出的这些信息，并提出相反的真实的信息。 “觉醒运动”导致的“政治正确”，带来新闻界对社会现象的选择性失明，他们甚至对各种信息进行改写，如美化浪迹街头的无家可归者、掩盖严格控抢导致枪击案增加的事实、把黑人贫困归咎于种族主义、掩盖黑人高犯罪率、降低男同性恋和黑人以及西班牙裔艾滋病感染者的比例、丑化企业家等。这种现象已不新鲜，美国国宝级黑人学者汤玛斯•索威尔甚至写了一本专著，其中举证大量被遮盖、忽略、失明或被扭曲的事实，反省知识人的社会责任。凡此种种，约瑟夫•熊彼得总结说，“一个人为他的理想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撒谎”；托马斯•索威尔客气些，他说：“当一个故事符合构想时，媒体人并不总是能够发现检验其是否也符合事实的必要性。”所以，他们其实用不著撒谎，只要过滤掉他们不喜欢的事实就行。这种对“理想主义”也就是心中定论的捍卫，导致“电视屏幕上所播映的经过过滤的信息，塑造出我们当今时代的模样”。 然而真相才是我们时代的真实模样。真相是抵达任何目的地的唯一途径。真相也是其他价值（或原则）生成的土壤。追求真相，在我们的时代乃是最高道德，指出这一原则的古今大学者不在少数，践行这一最高道德的知识人和记者，也并未因“政治正确”大行其道而完全消失。近十几年来，随著“政治正确”的逐步深化，美欧世界涌现出一些忠于事实的知识人，如职业记者塔克•卡尔森、广播专家丹尼斯•普里格、胡佛研究所学者维克特•汉森、耶鲁法学教授杰德•鲁宾菲尔德、俄罗斯出生的电脑工程师和博客莱克斯•弗里德曼、前澳大利亚副总理约翰•安德森、英国记者和作家皮尔斯•摩根、联合国前武器检查官斯哥特•莱特、“真理部项目”创始人詹姆斯•奥基夫、加拿大肿瘤医生威廉姆•马凯斯等等。他们都意识到自己并非全知全能，都因此“想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想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想要辨别真相和谎言”（塔克语，引自“未经审查的皮尔斯•摩根”2025年1月29日），都因此自愿承担起调查事实，探索真相的责任，他们的工作平衡著“觉醒主义”和“政治正确”一边倒的舆论环境。流亡美国的程凯本质上属于这个行列。 美国是程凯的避难地和理想国，来自奴役之地，落脚自由之邦，他比任何本地人都清楚美国的正统价值，都希望这座世界自由灯塔长明不灭，都有动机，美好的动机，为维持这个“理想”而过滤不利信息。但是他拒绝为捍卫理想而昧于事实，他拒绝把理想当作教条来信奉，他拒绝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而放弃追查真相。从本土到流亡，从1989天安门民主运动到2020年总统大选再到2022年乌俄战争，从党报总编到自由媒体特约记者、撰稿人或自由撰稿人，他的一些反主流的观点，其立论建立在他看到的事实真相基础上。这些事实，主流媒体大都讳莫如深。他的结论未必准确，但是他和当代那些探寻真相的人们一样，一直走在从苏格拉底到索尔仁尼琴这类求真相、说真话的往圣先贤的道路上。 人格衿式：勇敢持定  在极权国家，真相往往与“正确”背道而驰；在自由社会的一些特殊时期，真相与某些“正确”也并不总是一致。而“在一个欺骗的时代，说真话是一种革命行为。”之所以说真话成为一种革命行为，是因为“老大哥时刻盯着你”（奥威尔语）。无论面对谎言的横行霸道，还是面对被钦定为唯一标准的“政治正确”，要把追寻真相这个最高道德行为进行到底，需要勇气。勇气是求真的保证，是敢于政治不正确而犯众怒的力量。程凯的勇气不同凡响。 回首大陆，他主持的《海南日报》对1989年北京学运的报导，是在刀丛中起舞，有五步溅血之虞。报纸既要传达真相，又要防止冒进而自杀；既要表达民意，又要刊登新华社电讯，程凯为此压力山大，他说：“我不是赌徒。整个89民运期间，我所主持的《海南日报》，所有版面，都是经过审时度势后安排的。”整个过程中，他一直在等候头上把利剑落下。焦虑加上操劳，仅四十天，他的心脏、肠胃两疾就加剧了。 5月27号，海南省委见高层改革派大势已去，召开大会，明确表态，支持北京戒严、谴责赵紫阳，宣布了程凯的错误、谴责他带领《海南日报》背离省委领导。程凯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 30号，趁还在职，他召集报社编辑记者会，确认该报目前方向，表态日后无论发生什么，自己绝不后悔。至于总结经验教训，他公然声明：“还是等待历史裁决吧。” 大丈夫计利要计天下利，真君子求名当求万古名，程凯顶风而上，勇气还不止于此。海南省委下发正式文件：程凯被责令停职检查“动乱”期间的严重错误，报社被派驻检查工作组。利剑终于落下，程凯没有躲闪，反而包揽全部责任。他直接告诉单独召见他的省委书记许士杰：他接受省委的审查，《海南日报》在八九六四期间所作所为和所发生的一切及其后果，责任全部他一人承担，与报社其他人，包括处理版面的编辑和采访记者均无关。为了确保部下同仁安全，他还说，与省委也无关。程凯回忆说，这是他与省委书记之间的一场交易：如果许书记和省委不保证不追查报社任何其他人，那么程凯就会把责任推到许书记身上，“灭顶之灾就立刻会降临到他头上”。这位海南省委书记爽快地答应了程凯的要求。而程凯在后来的审查中只谈自己，不涉他人。就这样，在追查和清算降临的时候，程凯铁肩担道义，扛住那把利剑，保护了自己手下全体同仁。在全国整顿的恐怖中，这份报纸“所有编辑、记者照常工作”，不仅免遭处罚，“几位参与处理版面的编辑后来还得到升。 六月四日以后，大搜捕行动在全面展开，中国一片萧杀之气。各地机关厂矿单位学校整肃开始了，人人过关，新闻界、文化界、知识界成了重灾区。程凯拒绝同仁、友人出国避难的劝告。当时他已病倒住院，竭力抑制纷乱的思绪，只盼早日康复，以便承受劫难。 7月中旬，程凯被勒令出院接受审查，在海南省两位处长“陪同”下，从深圳医院回到海口。其时，省委书记省许士杰和省长梁湘已被中央专机送抵北京，书记许士杰揭发省长梁湘，将《海南日报》问题推脱干净。结果是，书记返回岗位继续任职，省长就地关押京郊西山，饱受折磨三个月后，押回海南继续关押。程凯的问题随之升级，审问机构是中央监察部和中纪委，审问者是监察部长蔚健行和中纪委华南组组长张氏。程凯被要求揭发省长梁湘。对程凯来说，这是逃避责任而自保的良机，但是程凯拒绝落井下石。他直接告诉逼问他的监察部长蔚健行：“梁湘是个好干部，我没有什么要揭发的。”再问还是那一句：“如果你们一定要我揭发，我只能说他的好话。” 他同时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声称自己“是按照自己所理解的党性原则和人民原则办报的”，“看不出自己有什么错。”蔚健行警告程凯：你这样顽抗要“想想自己的后果”。程凯不受威胁，把这番奉劝还赠了回去，而且还赠得有力、有理、有底蕴，他说：“蔚部长，我倒想奉劝你几句话：你曾经是胡耀邦时代的组织部长，为平反冤、假、错案做过许多工作。你应该珍惜自己，不要制造新的冤、假、错案。” 七寸之痛。蔚健行闻言怒而拍案，程凯则起身拂袖而去。没走成，被中纪委组长拉了回来。 此番对峙后果严重，当晚程凯被责令端正态度、深刻检查，有事外出须经批准。10月下旬，程凯被正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继续受审。12月底，程凯被取消重新登记资格。清除出党。蔚健行先生则后来晋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一官位升降、前途反差之别，反而提升了程凯的荣誉感，他回忆说，“我为我能怒怼这样一位大人物而感到荣幸。” 流亡美国，程凯观察感受现实、凭事实针对美国现象和国际事务发言，也遭遇了迫害的企图。“政治正确”是一种教条，在中国，它是权力集团意识形态的教条，在美国，是左翼知识分子自我圣化的产品，关于后者，索威尔在其《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有详尽而清晰的描述。这些年，这种“圣化”更演进为“觉醒主义”（Wokenism）教条及其运动。有论者认为它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翻版，更多人认为它是上个世纪强调阶级、种族、性别身份的沿袭，带有斯大林、毛泽东或雅各宾派色彩。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学者维克特·汉森指出，无论这种主义从何演化而来，它是一种“残酷而危险的邪教教条”，其自然逻辑是摧毁所有男女、种族，甚至所有年龄段的人的生活，行使一种原本行不通的意识形态议程。它通过媒体煽动对川普的仇恨，或美化拜登带来的灾难，撕裂社会人群为敌友。汉森指出，觉醒运动源自幼稚，或乌托邦幻想，或蓄意的卑鄙，导致美国众多人群受害。美国左翼精英制造了一个奥威尔式的世界。汉森提供的近距离的、具体的图景，实非远观可以感受，更不是只要坚持“美国例外论”观点就可以辨析的。 “觉醒主义”作为一种种族主义或性别主义的意识形态，近年来逐步占领了学界、教育界、行政界、金融界、科技界，在决策者的推动下，一度成为“政治正确”，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在这个追求“正确”的世界，任何人若在重大问题上持反主流观点，将会声名狼藉，成为“国家公敌”、“人民公敌”甚至“世界公敌”，重者还会遭到司法处罚。这些年美国各界诸多异议人士的遭遇证明了这一点，本文前述提及的那些逆主流观点而行的有影响的美国人中，很多都有类似的遭遇，其中一些至今在公众领域被主流舆论所黑。在一种从众的世俗潮流里，在追求“正确”的社会，做一个真相的探索者和传播者，必须具备敢为天下先、不惧千夫指的勇气。 程凯追索真相，按照核实过的信息说话行事的勇气伴随他一生。我们已经看到在中国1989年那个特殊时期，他承受打压而坚持传播真相的勇气。这无疑是他的职业道德和性格特色。流亡海外，他的这一优势没有改变。面对自己热爱的伟大国家近年来出现的另一种的现实，一种被主流媒体掩盖、被DEI（多元、平等、包容）口号包装的异象，他依然以事实发言。这无疑冒被审查和迫害的风险，美国诸多有影响的异议人士的遭遇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程凯果然遭遇了剥夺其发言权的企图。 吊诡的是，这种企图以告密为手段，要求程凯的机构把他开除。据悉，告密者不止一个，均是反共斗士，全部来自以告密整人声名狼藉的极权国度。这些出离中共政权，追求民主自由的人，要以思想治罪，以言论整人，其理由冠冕堂皇，一如文革时代之正义潮流浩浩荡荡，其做法龌龊猥琐，无论动机和手段都经不起烛照。对错不论，观点各异是人类认知常态、言论自由是社会基本价值，程凯针对“美丽新世界”发表的非主流言论，竟遭到来自“动物庄园”的暗中诋毁，中国追求民主的人士连蒙昧都要差一个时代，展示了“我国”民运的最低水平，令人十分抱赧。可告慰者，告密者失道寡助，无论如何自圆其场，终究人心尽失。事情传出后，各界华人如独立学者吴祚来、民运活动家盛雪、企业家王安娜等多人为言论自由仗义执言，为程凯公开鸣不平。 程凯从未期待自己的观点一呼百应，他只是瞄准真相，躬行直道。回望前半生，在中共治下的强力整肃和凄凉心境中，他就在孤灯寒潮里，抄下陈继儒“任庭前花开花落，看天上云卷云舒”那副名联，置放案头，勉励自己宠辱不惊。他抵抗虚假、拒绝从众、坚持实事、不受成见绑架、不惧政治打压的勇气，早已把昔日的逆境打磨成了他一生的光荣。被告密之后的2025年1月6日，程凯已然病危，他将惹祸的观察和观点，以旧文形式重发，说明他忠于真相，初心不改。而那自命追求“民主”，实则想要“主民”的冷枪暗箭，作为中国文革期间“群众斗群众”的不名誉手段，只能以其蒙昧历史的阴暗，衬托程凯的光荣。 脱胎换骨，穷而后工 […]

“此时，我知道，如果坚守党报总编辑的底线，放弃做人的底线，那么我的下半生就会在对自己的谴责和痛恨中度过；如果我坚守做人的底线，放弃总编辑的底线，那就意味着失掉自己在中共体制内享有的地位和利益，自己包括自己的家庭将遭受无尽的苦难。” 中文媒体人程凯曾出任中共《海南日报》的总编辑，因为在八九六四中“坚守做人底线”，被迫流亡海外，余生清贫。